《她們的征途》中，所有關於江天勇
寫在前面：
2017年11月21日，知名人權律師江天勇被以「煽動颠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兩年徒刑。《她們的征途》這本書，是通過中國女性抗爭者為主角的故事，梳理中國過去十多年社會運動的起跌的非虛構作品。書中有許多知名的男性運動者充當配角。江天勇就是其中一個。 國際人權日之際，筆者將書中所有關於江天勇律师的内容摘出，從中可一窺他過去多年為中國民間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在709案抗争中的重要貢獻。
（江天勇律師與709家屬的孩子）
2005年，維權律師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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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河南艾滋病問題的維權律師李和平和江天勇，當時在維權律師中同樣被視為比較激進或「政治化」的一類。他們不回避代理政治敏感案件，也不介意在代理過程中配以媒體發聲或社群行動來給官方施加壓力。此類「政治化」維權律師的代表人物是高智晟，他代理了諸多法輪功案件。
而與之對應的，則是主張「去政治化」的律師，他們強調律師應專註於法律程序內的辯護，而不是大量動用其他手段，他們也認為，不與官方公然對抗，更有助於當事人在案件中的利益，這一類的代表人物是老律師張思之，他曾在文革時擔任「四人幫」的辯護律師。
……
2005年夏天，盲人維權者陳光誠為阻擊山東臨沂官方的暴力強制絕育行為，來到北京尋求公盟的幫助，郭玉閃和滕彪隨即赴臨沂調查和提供法律援助，李和平和江天勇等律師也趕往當地協助受害者提起法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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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平考上大學那一年，貧窮的李家供不起兩個孩子讀書，十五歲的李春富知道自己是要被犧牲的那一個，他在床上躺了好幾天，終於接受命運南下打工。
在獨自闖蕩的日子裏，他幹過流水線，被拖欠過工資，睡過墳場，在1998年終於攢夠了一萬塊錢回家蓋房子。哥哥李和平卻跟他說，別蓋房子了，用這錢自學參加司法考試吧！
李春富受到了吸引，他有機會跟上過大學的哥哥回到同一個世界。他耗盡自己所有的積蓄，屢敗屢戰，考了六年，終於通過了司考。
他緊接著去參加了河南省的法官招募考試，順利通過。就在他要前去面試的當口，他又遇上了哥哥的好朋友江天勇，那是2005年，李和平和江天勇都已經成為廣受讚譽的維權律師。江天勇極力勸阻李春富考法官，向他描繪著中國律師的宏偉政治藍圖。李春富最終放棄了法官面試，跟著李和平和江天勇走上了同一條道路。
（李和平、李春富、江天勇）
2006年，不受歡迎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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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那次李和平深夜未歸是遭到綁架之後，只要他過了晚上11點還沒回家，妻子王峭嶺就會開始焦慮，打電話給他，如果他很久沒接，王峭嶺就不可抑制地會往最壞的事情上想。等到李和平接起來了電話，她就開始哭，罵他，罵很難聽的臟話。 李和平仍然無法理解妻子的心情，覺得自己不過是聊得太晚就在朋友處住下了，反而覺得她小題大做不可理喻。
王峭嶺一次實在找不到李和平，就給夫妻倆最好的朋友江天勇打電話。江天勇一接電話，王峭嶺就哭了出來，訴說著她的驚慌。
而江天勇的第一反應卻是：壞了，我的電話有監聽，要是警察知道王峭嶺這麽脆弱就完了。 他情急之下對王峭嶺吼：你至於那麽恐懼嗎？王峭嶺原本就已經處於歇斯底裏的狀態，她當場被江天勇吼得情緒決堤，此後三年都不願跟江天勇說話，也不讓江天勇到家裏來。如果江天勇來找李和平，他們只能站在李和平家樓下說話。
2009年，被剝奪做律師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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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平那幾年在維權運動中的左沖右突，讓他參與創辦的律師事務所終於在2009年處在了懸崖邊緣，包括李和平、江天勇、李春富在內的七名律師沒能通過年檢。
律所的其他合夥人們在壓力之下做了自保的決定，他們聯合將李和平開除出了合夥人的行列，江天勇的執業資格被註銷，更多該所的維權律師則各散東西。李和平在該律所的執業資格雖然得以保留，但由於所方在開具代理手續方面的留難，李和平實質上失去了直接代理敏感案件的可能。
2011年，茉莉花
（「茉莉花」是2011年初因「阿拉伯之春」所誘發的中國政府對異議者的抓捕和秘密關押，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超過100名網友和維權人士受到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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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未未的「茉莉花」經歷曝光後一個月，律師江天勇也向外媒記者披露了自己在茉莉花打壓中的六十天關押遭遇。他的故事，與艾未未並不相似。從關押的第一天起，江天勇的看守就告訴他：不要想得到什麽手續，別想去看守所，更不要幻想到法庭。
在關押頭的前五天，江天勇幾乎沒有被允許睡覺。每天半夜到早上六點是江天勇接受審訊的時間，他稍有不配合就會被用礦泉水瓶毆打頭部和身體。審訊警察們在白天養精蓄銳，而江天勇作為囚犯是不被允許在白天睡覺的，他被要求在看守者的監視下進行「反思」：面壁坐直，雙手放在膝蓋上，一動不能動，否則就要遭受侮辱性的訓斥。
在北京最舒適的三月到五月，江天勇只見過頭套中的黑暗和房間裏終日不滅的燈光，沒有看過一眼春日的陽光。警察會不定時、不限時地找他談話，對他進行“挽救教育”，他必須認真聽著。整整六十天，江天勇覺得自己隨時都可能瘋掉。
審訊內容涉及江天勇工作的方方面面，事無巨細，對他與茉莉花有無關系卻一帶而過。在茉莉花當時和之後，中國分析者們都提出過懷疑：官方是真的忌憚革命的威脅？抑或只是抓住一個機會對已然有些聲勢的民間進行全面打壓？
從江天勇開始，茉莉花的親歷者們陸陸續續講述出與江天勇類似甚至更嚴酷的受虐待經歷。與他們相比，艾未未似乎還受到了優待。江天勇說，他之所以在獲釋後很長時間沒有講出自己的經歷，是源於羞恥感和被報覆的恐懼。但一則新聞讓他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進而決定打破四個月的沈默接受采訪。
江天勇所說的這則新聞是：2011年8月30日，全國人大公布《刑事訴訟法》修訂案草案。在這份修訂案的其中一條新增條款是：對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重大賄賂犯罪，公安機關可以在指定居所對嫌疑人執行監視居住——也就是劉曉波因《零八憲章》被關押後，劉霞從警察口中聽說的「指定地點監視居住」。
條款還規定，采取這項強制措施應通知家屬，但「有礙偵查的情形」可以例外，至於什麽是「有礙偵查的情形」則沒有說明，而且也沒有提及需要告訴家屬具體地點。
江天勇一看到這條就領悟到，這就是他在茉莉花中遭遇到的措施，它即將被合法化——一個人可以在家屬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單獨關押在不知名的地點，家屬可以不被通知，律師也無法會見。因此江天勇在就自己的茉莉花遭遇接受采訪時，也特意強調了「指定地點監視居住」條款的惡劣性。
在推特上，人們開始把這條增訂條款稱為「茉莉花條款」，憂心忡忡。而在微博上，意見領袖們認為修訂案體現著法治的進步，因為它不僅寫到「尊重和保障人權」，還引入了「非法證據排除」的概念。2012年8月，《刑事訴訟法》修訂案順利通過，「茉莉花條款」成為新《刑事訴訟法》的第七十三條。
2013年，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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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平這段時間的狀態與過去完全不同，他不再義憤填膺地咒罵官方，而是有條不紊地專註於自己的項目工作。李和平舊日的維權律師朋友們對他的轉變頗不適應，許多人對他的「保守化」不太滿意，其中一個人就是他從中學開始的好哥兒們江天勇。
此時江天勇已經被視作「激進派」律師的代表，他與另外兩個律師共同發起了「中國人權律師團」。這個註定不受官方歡迎的律師團總是選擇迎難而上的策略，明知律師紛紛收到警告不能加入，它堅持做公開招募還公布成員名單，沒想到在成立第一年就有超過兩百名律師加入，後來更迅速增加至三百多人，謝燕益也是其中一員。
李和平、高智晟等前期的維權律師，雖然受挫，但確實一定程度上撐開了恐懼之幕，新一代的維權律師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李和平按照他的預約，在第二百名加入了人權律師團。這個律師團總以長長的律師名單發布聲明、參與聯署，一時間風頭無兩。
李和平和江天勇這一對好友，在法治路徑上的分叉口，一個與NGO的調研倡導手法相結合，走向了政策制度推動；另一個與知識分子的共識聯盟手法相結合，走向了政治壓力團體的雛形。
2015年，709案
（709案是發生在2015年7月9日及其後幾日的大規模抓捕行動，超過300人被帶走，其中30余人在關押半年後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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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案發後，另一個來到王峭嶺身邊的老朋友是江天勇。當江天勇告訴王峭嶺，李和平可能是因為主持反酷刑項目以及參與冤案抗爭而被列入抓捕名單，王峭嶺感到心裏一下子踏實了，她由此獲得確認：我的丈夫是因為做對的事情被抓的。
這一體驗後來成為王峭嶺堅持與其他家屬溝通的信念。她相信當一個陌生人出現，親口告訴這些被捕者的妻子和孩子「你的丈夫／爸爸是因為做對的事被抓的」，這將給他們帶來莫大的安慰。
江天勇接著與王峭嶺商量李和平的代理律師人選。他談論案件的風格總是簡單直接得略顯殘酷，他告訴王峭嶺，709案的救援註定艱險，因此辯護律師必須符合三個條件：第一是能堅持，不會受到威脅就退縮；第二是善寫文章，能敞開接受采訪；第三，能商量事，合作性強——除了法律知識之外，政治案件的代理律師所需的素質，與社會運動活動家無異。
兩名代理律師的人選確定之後，江天勇叮囑王峭嶺一定要通過安全的方式與律師聯系，但缺乏經驗的王峭嶺仍然用手機給律師打了電話。這導致兩名律師都遭到有關方面阻攔，其中一名只能放棄代理，另一名律師蔡瑛決心不顧威脅前來。 7月16日深夜，王峭嶺在北京機場等待蔡瑛，她沒有替他預訂酒店，因為她根本沒抱希望他真能出現在自己面前，以致出乎意料地接到蔡瑛之後，王峭嶺才開著車四處找酒店讓他落腳。
通過江天勇的緊急協調，另一名律師趕到北京與蔡瑛會合，共同代理李和平，兩人在大抓捕的恐懼仍在蔓延之時，成為第一波到達天津要求為被捕律師辯護的律師。蔡瑛說起此事十分自豪：「別的律師都說：『老蔡，你這時候去是打破了冷漠啊！』」
說起709案之初組織火線救援的艱難，近一年後江天勇仍然耿耿於懷。他從2013年開始投入大量心力建設中國的人權律師團，兩年後律師群體內部『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勢頭已經基本形成。然而709一發生，江天勇發現許多律師自動將群組聊天內容調頻成了養生、裝修、旅遊一類風花雪月的內容。當他提出要緊急組織709救援，卻是應者寥寥，有人說律師應該「保留力量」，還有人說周世鋒就是太高調惹禍。
這樣的情景讓江天勇失望至極，他憤而宣布退出人權律師團，與幾個最信任的律師在安全平台另起爐竈，成立專門針對709救援的關註群組，邀請所有關註此事的國際媒體、人權官員、律師和草根行動者加入。
關註群組很快初具規模，但要組建709案的代理律師團仍舉步維艱。江天勇不得不承認，709抓捕布局精確，幾乎將過去數年維權運動中成長起來的最勇猛、最具政治案件經驗的律師一網打盡。即使有過蔡瑛的示範，但年輕一代律師仍對涉入這一重大案件深感疑慮。
王宇的辯護律師文東海記得，江天勇在找到他前，至少已有兩名律師因壓力放棄代理王宇，他一開始也顧慮家庭沒有答應。文東海猶豫了一周多，直到江天勇才第三次追問，他才松口說「我試試吧」。 雖然艱難成軍，但709家屬提到代理律師團都是滿滿的感激，709被捕者家屬樊麗麗說：「家屬是沒有辦法，自己的家人被抓，理所當然要站出來，但律師們是很難得的，當時全國一片恐懼，他們本來可以明哲保身。」
……
與李文足初次見面後，在江天勇的鼓勵下，王峭嶺開始邀約李文足一起發聲和行動。王峭嶺詢問三四次之後，原本住在山東婆家的李文足來到北京，倆人連續十多天前往全國律師協會要求關註709案。
對律協的訴求石沈大海，但這成為709家屬聯合行動的開始。它對兩人都有莫大的意義，李文足說：「一個人孤孤單單的，覺得自己什麽都不懂，有人一起，你的精神狀態都不一樣，鬥志就起來了。」
王峭嶺則說，雖然自己一直被認為是709家屬團的靈魂人物，但在她看來，李文足的出現才是709家屬團能形成的關鍵：「雖然文足總是說自己這個不行那個不行，但一開始就是我們兩個人，如果沒有她，我們709家屬根本不成群。」
……
2016年1月正式逮捕之後，709案出現了更讓人大跌眼鏡的局面：警方聲稱被捕者在關押中自行另聘了代理律師，家屬聘請的律師們紛紛遭遇「解聘」。這意味著，即使該案進入起訴階段，檢察院也可以向拒絕「被解聘」律師介紹案情、出示案卷和其他證據；即使該案開庭，「被解聘」律師也不可能出庭辯護；至於所謂「當事人自行聘請的律師」，則無一願意公開案件進展，家屬們為這些律師命名為「官派律師」。
江天勇警覺到，709案有遭遇秘密審判的可能，案件後來的發展證明，他的擔憂不無道理。
維權運動過去十多年積累的抗爭經驗，在709案中已被一一繳械。政治案件仿佛一夜回到九十年代，當時維權律師和異議網友的群體還沒誕生，政治犯救援基本只能靠積極抗爭的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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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2016年1月家屬們陸續收到丈夫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逮捕通知書，江天勇陷入了憂慮，他對王峭嶺說，如果接下來國際社會的介入力度不夠大，這個案子裏的大多數人將會被判重刑。 從這時開始，709救援的策略重心，從國內施壓逐步轉向國際遊說。她們主動約見聯合國、歐盟、美國及歐洲主要國家的人權和外交官員，向他們介紹709案的現狀和嚴重性，也積極接受國外媒體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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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天勇也抱怨說，外國社會始終沒能理解，709案並不是針對律師群體的打壓，更不是一個人權個案，而是對民間聯結和民間抗爭的總打壓，律師只是其中最顯眼的節點。 另一位資深維權律師滕彪認為：709案是政治打壓的「國家安全模式」正式形成的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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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天勇說，堅持709案抗爭的意義，在於「阻擊黑暗」。709案的後續發展，確實就像一場官方出擊、民間阻擊的攻防戰，其戲劇性不亞於懸疑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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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江天勇到長沙看望陳桂秋後，在返回北京的火車上失蹤，1個月後，共青團微博發布視頻指他是境外勢力的代理人，視頻將江天勇的照片、人權團體對他的聲援，與動畫片和憨豆先生喜劇片段混合在一起，配以歡快的音樂和調侃的旁白，制造出搞笑的效果。三個月後，官方媒體報道稱，江天勇指導709家屬編造謊言，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關押。
（完）
關注江天勇等其他中國人權律師，可追蹤「臺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https://www.facebook.com/lawyer.action/?hc_ref=ARQ0kVUMUIMYa3xSKetBHtFdEi0S3CwoFsld_CnR9Ae8R--_DefJi3T-MFLaSKoYrQE
關於《她們的征途》
這是一本非虛構的故事書，講的是中國女性抗爭者笑、淚、痛、愛的成長故事，又通過她們的故事，透視中國近十五年來複雜跌宕的社會運動，如何興起，又如何落敗。
書中主角為五組女性抗爭者：艾曉明、以王峭嶺為代表的律師妻子們、寇延丁、王荔蕻、叶海燕，分別代表中國五條民間運動路徑：異議知識份子運動、法制維權運動、公民社會建設、互聯網運動、草根行動。
許多知名的男性英豪於是充任她們的配角，共同構成運動的星河，劉曉波、江天勇等都是其中之一。
關於「思樂書」寫作計畫：
我是趙思樂，是出生在1989年之後的中國女生，是撰寫中國民間抗爭與政治打壓的深度報導記者、非虛構作家，曾獲五項人權新聞獎，一項亞洲出版協會卓越新聞獎。
我希望通過SOSreader的平台，寫下一些不適合傳統媒體的文字，希望通過這些文字，讀者能看見一個迷茫的中國年輕人——關心社會、關心正義、關心人，但這種關心在中國不被體制允許，因此我時時碰壁，跟其他有「不受歡迎的關心」年輕人們一起徬徨著、疼痛著、苦中作樂著、抱團取暖著。
看「思樂書」的文章不需要付費，但如果你訂閱，就算是對我的工作和存在的一種支持，我會認為這種支持並不僅僅是給我個人的，也是給那些在黑暗中堅持著的中國抗爭者和年輕人的。我會把每個月的訂閱收益都捐出十分之一給中國需要幫助的抗爭者，並在下一個月的第一篇文章公布捐款去向。
2017/11訂閱收益1549元台幣，補足200元人民幣，贈予卓玉桢先生，他在2017/9因參與祭奠劉曉波被拘留，孩子剛剛出生，暫無穩定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