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美好的，是不是鏡花水月夢一場 ——一個台灣知識份子的流浪記

寫在前面：

 

這是我在2012年寫的人物報導，當年因一點機緣錯付而沒有正式發表。主人公張釗維是我唯二寫過人物報導的台灣人之一。剛剛過去的2017年底，我作為中國寫作者在台灣出書《她們的征途》，釗維作為台灣知識份子在中國出書《真實的支點》，各有各的艱難和意圖，也給我們的情誼又增一抹值得玩味的巧合，或許也能成為品讀此文的後設思考，因此趁這機會將本文發出。

 

從這位「野百合世代」身上，年輕的我曾獲得許多教益，包括文化和歷史差異帶來的思考和震撼。如今的我回看這篇文章，覺得5年前的自己的寫作功力比起現在是差得蠻遠，但文章所透露的被寫者和寫作者的思考，或許仍有可讀之处。只是，若當時的我能預見2012年後中國政治空間的急遽緊縮，文章的整個基調和發問題意識都會改變。

 

 

那些美好的，是不是鏡花水月夢一場

——一個台灣知識份子的流浪記

 

張釗維在一座巨大的石砌房屋的外廊和庭院裡，走走、停停、看看，把相機對準一個窗框、一盞廊燈或一段欄杆，彎下高瘦的身軀，把微凸的眼球塞進相機的取景框裡，細長粗糙被廉價雪茄絲熏黃了的手指緩緩地擰著鏡頭，站直身體，把相機從三腳架上拔下來，把剛剛拍出的鏡頭播一遍，調整角度，把相機插回三腳架，再把眼球塞進去。

 



在這個燥熱的北京的下午，他已經不斷重複這些動作近三個小時了。 

這裡是北洋政府陸軍總長段祺瑞曾經的府邸，三番四次的「革命」以後，這裡已成了鬧市中的大雜院，瓜分了各個客房的小戶人家把老式電鍋放在紅漆的窗柩邊。

夕陽西下，张钊维決定收工，癱坐在旁邊的小咖啡館的籐椅裡，回播著一個個鏡頭。

 

「好的鏡頭只有這一個。」他把相機遞給身邊的我。

 

鏡頭裡，先是清晰的遠景，石屋二樓森嚴的廊橋老柱高高在上，然後遠景逐漸模糊，近景驟然清晰，一樓精雕細刻的石磚側面的花紋裡，流瀉出一道青苔，可以象徵民國志士的疾呼劃破了北洋專制統治的鐵幕。

 



這是2012年的7月盛夏，紀錄片導演張釗維在為他收官階段的紀錄片《反對者•陳獨秀》拍攝串場的空鏡。為了拍這部片子，他走過了三個大洲十幾座城市，數十所高校、研究所、博物院、紀念館……

2012年底，這套共十二集的紀錄片公開播放，在中國雖不能公映，知識青年卻通過社交媒體、私人郵箱傳播著該片在各個下載平臺的種子。



 

「我用心做的東西，雖然不是太好，但十年之內沒有人可以超越。如果別人再不努力一點的話，那就是二十年。」張釗維說，他的情緒很淡，就像在說今天的菜裡多加了一點鹽。

「我的民歌研究就是這樣，《陳獨秀》也是。」在臺灣出生的張釗維早年進行民歌研究，如今他更主要的身份是紀錄片導演或製片人，工作的重心也從台灣轉向了中國。

 

台灣民歌研究領域的經典之作《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是張釗維的碩士論文。台灣「音樂教父」李宗盛將此書在2003年的再版發行視為音樂界對過去三十年民歌文化失落的反省之舉；陳獨秀研究界的泰斗唐寶林看了《反對者•陳獨秀》後說：「張釗維的片子具有博學的特點，對‘反對者’的思考和闡述，以及暴力革命帶來法國大革命血腥專政的思想，都比我和其他陳獨秀研究學者思考得深和廣。」


 


不事體系的知識人

 


聽張釗維講對事物的看法，會覺得有點「玄」，甚至有點「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意味。

 

與張釗維合作的年輕紀錄片工作者陳立說：「他有一點捉摸不透，好像他總是在想很多事情。他看起來悶悶的，說話慢慢的，聲音不大，可是說出來的話會讓人靜下來認真地聽他說，也讓人思考。」

張釗維說的話很難讓人不認真思考一番，他的觀點總是語錄式的，簡短、蜻蜓點水，底下卻好像有一整片汪洋。

 

他說：「中國需要的是一場宗教改革，而不是啓蒙運動。」「台灣與大陸的界限，不在台灣海峽，而在長江。」「我們要做的紀錄片，是關於倫理，而不是關於品德或德性。」……

 

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在聽聞這些「語錄式」觀點後說，張釗維的這種風格讓他想起尼采，因為詩人木心曾說，他喜歡尼采，尼采是不事體系的。 



 

用「不事體系」去評價張釗維的思考，或許是個中肯的說法。如果抓住他的一句「語錄——，要求張釗維解釋，張釗維會顯得有些緊張和尷尬，他會嘗試用各式各樣的例子、用不同的方式和詞彙去解釋他的想法，卻最終還是得靠聽者的一點默契和一些努力才能完成溝通。

畢竟，這些十來字的「語錄」，就像他自己一樣，歷經了臺灣、英國、中國，用了三十多年來攪拌醞釀，才在一片混沌中逐漸成型。他的表達能力不算好，將四逸的思想歸入一個體系，於他幾乎是要用一生來完成的。


 


野百合世代

 


張釗維屬於在台灣被稱為「學運世代」的那一代人——生於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上大學，讀過左派禁書、辦過地下刊物、睡過「野百合學運」中的自由廣場、跟幾個學生中的「異議分子」在校外租房子住，一如描繪「學運世代」成長過程的電影《男朋友•女朋友》中的場景。



 

張釗維的兩位舅舅都曾因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而坐牢，反抗思想在他家中遂成禁忌，年少的子女們只懵懵懂懂地知道有這麼兩位神秘的親戚，隱隱約約地感受到政治的冷酷與灰霾。 

張釗維一直都不知道兩位舅舅所犯何事，直到他成為紀錄片導演後為公共電視拍攝關於台灣學運歷史的紀錄片，才在被稱為「白色恐怖第一案」的「基隆中學案」的受迫害者名單中發現了大舅舅的名字。那時，舅舅早已定居美國，张钊维也已界不惑之年。



 

受到七八十年代對理工人才的推崇的影響，張釗維大學就讀於國立清華大學電機系，卻熱心地參加了校內的文學協會。八十年代後期的清華大學，回流了一大批在國外學習過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後馬克思主義等學說的學者，左派文化在校園中嶄露頭角。

 

張釗維所在的文學社團的指導老師呂正惠就是一位具有左傾思想的學者。在呂正惠的影響下，這個原本具有一定官方背景的社團，開始熱衷于閱讀陳映真、黃春明等鄉土文學作家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批判與進步的思想隨之生長起來。 

 



反叛的思想一旦闖入了青年當中，就像胚芽掉進了沃土，再也沒什麽能阻擋它的蔓延生長。張釗維和他的朋友們，越發受到左派文化的吸引，反抗意識逐漸浮出水面，他們開始與校外的工運分子接觸、參與政治反抗活動、搬到校外一起生活、組織地下社團、印行地下刊物。

他們將自己的地下社團稱為「後清華工作室」，他們為自己的地下刊物畫惡搞的插圖、把評論版定名為「寶貝，我們可以瞎掰一整夜」，用調侃的話語談論校園民主化的嚴肅問題……



 

1990年3月，時任清華大學台灣研究社社長的張釗維踏上中正紀念堂廣場，在一張大瓦楞紙上寫下「清華人」三個大字，他與這塊大牌子，還有許許多多熱血的台灣大學生，一起在廣場上守候了五天五夜。這五天裡，李登輝答應了學生的要求：重選國大代表；召開國是會議；廢除臨時條款；制定政治經濟改革時間表。



 

沒有流血，野百合學運，就成為了壓垮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最後一根稻草。

張釗維記得，運動結束的那一天，陽光特別明媚，學生一哄而散，清華大學成了最後一支離開廣場的隊伍。他們一起喊道：「我們還會回來的！」然後自得意滿地拉隊退場。


 


專制之後卻是真空

 


專制的陰霾消散之後，竟成了真空。

 



許多深受解構主義文化影響的台灣知識青年對權威的敬畏已然土崩瓦解，他們也難以融入當時主要由七十年代文化人把持的主流進步知識分子圈，對政治也產生了厭倦和疏離之感。他們或抱團或獨自，亂闖、碰撞、尋找出路，張釗維和他的朋友們「碰」出了《破週報》。

 



《破周報》的首任美編，拿起一張白紙，撕撕撕，撕出了一個「破」字，揉一揉，再展開，就成了報紙的題頭，沿用至今。

在破報創刊初期的同仁合照中，這些「主創青年」們穿著破舊骯髒的各色文化衫，男男女女三倒五歪地倚牆而站，身材最高站在最邊上的他，一頭蓬亂的卷髮，穿著涼拖鞋，卻兩手握拳，一手在前，一手頂腰。嬉皮士的外型，站成了民國志士的姿態。



 

「早期的破報就是亂搞，搞到印刷廠都不知道要怎樣印。」張釗維笑著說。然而就是這份「亂搞」的報紙，對當時的文化界造成了相當的衝擊，成為了青年小眾文藝與思想的出口。直到近二十年後的今天，《破週報》仍是台灣青年文藝界最具代表性的刊物之一。

 



然而，即使有一起「亂搞」的同夥，內心的不安和空虛依然尖銳地存在著。想要反抗，卻沒有對手，想要前進，還沒有找到方向。「那是一個混沌的時期」張釗維說。



 

與此同時，台灣的電視產業迅速開放，從原來的只有三個頻道激增到四十餘個頻道，對電視節目的需求迅速增長，一些電視臺遂買來國外大臺製作的紀錄片來播放，張釗維在這些紀錄片中看到了表達的另一種可能，他被片中深邃的探索思考和多層次的表現手法所打動，「這就是我想做的東西。」

 



1995年，研究所畢業後的第三年，張釗維赴英國學習紀錄片製作。

同在這一年，家人拿著他的生辰八字找到算命先生，一卦下來，其它的讖語他都已遺忘，至今不能忘記的只有四個字「天生反骨」。


 


逐夢到他鄉

 


1997年學成歸國後，張釗維開始零散地接到紀錄片的工作。一次公共電視臺征編導，他報了名去考試，考試那天睡過了頭，就沒有去⋯⋯張釗維仍然似乎在說今天的菜放多了一點鹽。

 

當時招考的主考官董克景對這名考生的未曾露面卻深感疑惑，於是他細細閱讀了張釗維的簡歷、觀看了他的已有作品。 

在錯過考試的幾天之後，董克景找到張釗維，告訴他公視有一檔與地下文藝相關的節目準備拍攝，問他是否願意接下導演之職，張釗維答應了。



 

幾年之後，張釗維在台灣紀錄片圈已經小有名氣。他與公視合作拍攝了關於白色恐怖、保釣、本土藝術、資訊產業等多個領域的紀錄片，紀錄片導演的路似乎已經向他展開。但張釗維自己卻覺得這條路快要走不下去了，「因為一直在重複，一些大的項目，因為意識形態的關係，開展不下去。」



 

那是2003、04年的台灣，剛剛經歷了首次政黨輪替，在藍營學者壟斷意識形態近60年之後，綠營知識份子爭奪話語權的渴望顯現。偏綠的顧問學者們開始對公視籌拍的紀錄片的題材與立場指指點點，許多紀錄片工作者感于創作自由被壓制而退出大型紀錄片的製作工作，張釗維也是其中之一，儘管這些綠營學者中不少正是他學生時期的老師。 



 

與此同時，台灣電視圈的迅速擴展並沒有為野心勃勃文藝工作者帶來他們所渴望的空間。資本的對媒體平臺的快速瓜分、上百個電視頻道愈趨白熱化的競爭，導致有嚴肅的思考文藝創作無法得到足夠的投資和發表空間。

「台灣陷入了一種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雙重的制約當中，政治結構就是一種悲情的意識，曾經的反對黨看起來是要把悲情給幹掉，事實上靠悲情來過活，賺取選票和眼淚錢；經濟結構就是一種耽於代工和削價競爭的產業狀況。」張釗維說。



 

另一位台灣文藝工作者也表示，在2000年左右，台灣由於內部的政治與媒體環境，對於青年且開始步入中年成熟期的創作者或經營管理階層來說，能發揮的空間相當有限，其中的許多人於是轉往中國大陸發展或全球奔波，台灣從而錯失了不少產業深化、升級發展的契機，也流失了許多文化精英。 



 

青年時的張釗維，幫反對黨推了專制政權一把，此時年界不惑的他，卻讓反對黨的狹隘和商人的短視束住了在故土思考和發展的空間。2005年底，受一家新加坡製片公司之邀拍攝一系列中國題材紀錄片後，張釗維決定移居北京。


 


CBC在何方

 


移居北京近十年後，張釗維已習慣了北京的寒冬和充滿制約的媒體空間，卻不能坐視政治逐漸鬆綁的情況下，商品經濟在媒體文化領域的再一次攻城掠地。

 



「中國面對的問題是在於，當它從政治壟斷的宣傳中逐漸解脫出來，就一下子全部去討論紀錄片商業化的可能性，我覺得這太可怕了。」張釗維不希望大陸文化界重蹈台灣的覆轍，「中間少了一塊公民社會中公共媒體的角色，它獨立於政府之外，獨立于商業的控制之外，它跟它們形成博弈的關係，而這需要政府的中立投入、需要社會基金會的支持，這在國外是很常見的，像BBC就是這樣。」


 


張釗維希望能看見「CBC」的出現，也就是Chinese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像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那樣的華人公共媒體，他想要拍出的紀錄片只有在這樣的媒體平臺上才有實現的可能。

十年前，張釗維覺得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看不到「CBC」的出現了，但在北京摸打了近十年後，他似乎看到了希望。離開台灣，轉換了審視華人世界的視角，改變和機會也隨之出現。 

在張釗維看來，《反對者•陳獨秀》得以完成，就是這種希望一個證明。

 

「對我來說，做《陳獨秀》是一個展示，歷史人物和思想是可以這樣做的。」在《反對者•陳獨秀》中，張釗維並沒有把力量都集中於對陳獨秀的一生的闡述和展現，而是更注重透過陳獨秀的生命中的種種矛盾和轉折，探討不同的革命道路在中國的演繹和前途。

在片中，張釗維用陳獨秀與胡適的齟齬折射法國革命與英美革命的歧途；以陳獨秀與共產黨的分裂揭示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主義的迥異；通過陳獨秀的「終身反對者」角色見證民主精神的不可妥協。



 

紀錄片工作者陳立說：「《反對者•陳獨秀》播出和放映之後，給我感受特別深的是，他對歷史的研究不僅僅為瞭解過去，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歷史的梳理，給當下啓示未來的路。」 

這樣一部紀錄片得以完成，依賴於投資者不計收益的投入。投資此片的大陸出品人陳平，在張釗維看來是一個想做出「CBC」的人，但張釗維也承認，此路比他和陳平想像中都要曲折困難，而他們也未能很好地掌握走出這條路的方法。


 


另一個讓張釗維看到「CBC」的希望的是「CNEX」——「華人新世紀」的縮寫，它是一個跨兩岸三地的支持和推廣華人紀錄片的民間組織，由張釗維和數個好友在2006年正式創立，在這之前他們斷斷續續歷經了兩年的討論時間。CNEX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每年選出多個他們認為有價值的紀錄片提案並資助這些提案的拍攝，資金主要由紀錄片愛好者和數個基金會提供。



 

雖然如同其他的非盈利組織，CNEX一直在資金拮据的邊緣掙紮，但同時它的成功也是不能小視的。CNEX贊助和監製的影片已連續數年獲得台灣金馬獎的最佳紀錄片獎，在香港、中國、法國、威尼斯、日本等地的重量級影展上也多有斬獲，在世界各地的影展的入圍和展映名單中更是常客。CNEX現在取得的成績是張釗維在創辦之初並沒有料想到的。


 


「彼岸」與「真」

 


2013年冬末春初，張釗維坐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館裡，難得地顯露出惱怒煩躁，原因是咖啡館服務生的潦草行事，「收了桌子不給菜單，點了套餐先給副餐。」這時的張釗維，剛剛停止了在電視臺的製作總監工作，因為要「做自己的研究」。他要研究的內容，就在這位潦草的服務生身上。

 



「在台灣由於社會科學和文化雜誌的影響，我們普遍會意識到有一個‘他者’的存在。這裡沒有，一切的‘他者’都要變成‘有中國特色的’，這個服務員如果沒有意識到我是一個‘他者’，那他就會進行他中國特色的服務。」張釗維認為，這種對「他者「的漠視，來源于漢族文化中的「大一統」思想，而這種思想的進一步表現，就是對事物和觀念的模糊、模仿和得過且過，他將這種文化稱為「山寨精神」。

 

他認為，這種精神不僅僅大陸人有，台灣人也有，因而台灣始終難以走出代工式的經濟結構。

「山寨精神」帶來了大陸人的「混水摸魚」和台灣人的「混魚摸水」，最後大家都「摸著石頭不過河」，永遠到不了「彼岸」。

 

張釗維想問的是，那麼在華人看來什麼是「彼岸」？什麽是「真」？如何在華人世界發育對「真」的追求？這個問題的答案，張釗維也不知道，他準備用自己接下來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去摸索它。

 



張釗維的這些提問，無論在台灣還是中國大陸，能聽懂的人很少，但他還是要問，「除非我發現我曾經見過的那些美好的東西——那些最好的書、理念和紀錄片——都是鏡花水月夢一場。」

 

關於「思樂書」寫作計畫：

 

我是趙思樂，是出生在1989年之後的中國女生，是撰寫中國民間抗爭與政治打壓的深度報導記者、非虛構作家，曾獲五項人權新聞獎，一項亞洲出版協會卓越新聞獎。

 

我希望通過SOSreader的平台，寫下一些不適合傳統媒體的文字，希望通過這些文字，讀者能看見一個迷茫的中國年輕人——關心社會、關心正義、關心人，但這種關心在中國不被體制允許，因此我時時碰壁，跟其他有「不受歡迎的關心」年輕人們一起徬徨著、疼痛著、苦中作樂著、抱團取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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