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抗爭為什麼寫女人？

Photo Credit:趙思樂

剛到台北開始宣傳自己的新書《她們的征途》時，蔡詩萍先生主持的Live廣播節目《POP大國民》寄來了第一個採訪邀約。對於我這種書寫中國打壓和抗爭的作者來說，在中國上Live節目是絕無可能的，因為所有的媒體本質上都由政府管控。因為不確定自己在第一個直播節目中能不能講好，我先向《POP大國民》要了採訪提綱，看到提綱我的第一反應是：WOW，寫得真好⋯⋯

這份提綱涵蓋了我的書寫中的核心討論點，包括：為何會特別以「女性」作為書寫中國抗爭運動的主要對象？ 您曾在某篇撰文中談到：「『抗爭報導』如何在具備抗爭性的同時，保持新聞的專業底線？」對此問題，請您再進一步和聽眾朋友說明？

還有很值得展開的內容：隨著中國各項發展，「女性」在社會中的角色是否有所改變？台灣和中國女性在社運中的位置對照如何？

到真正直播，我才發現談話時間是很緊迫的，雖然看起來有一小時很長，但除去頭尾和穿插廣告，真正能展開談話的時間很短，蔡詩萍大哥也加入他感興趣的其他重要問題，所以以上問題有談到的只有中國的女性地位變化及中台社運中的女性位置對照。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直接聽廣播：

但另外兩個問題不談也太可惜，因此心心念念要專門寫文章來展開。本文只談為什麼我選擇通過寫女性的故事來書寫中國近十五年民間運動起跌，關於「抗爭報導」的倫理問題，將在下一篇文章中討論。

在我寫作《她們的征途》的前後，我有時會向不同的朋友說起這個計劃，很快我發現港台和海外的朋友會對我打算通過女性抗爭者的故事來寫中國抗爭特別感興趣，而中國尤其是運動圈內人則會表現出一點「惋惜」。港台的朋友說，通過女性的故事，他們將能看到中國抗爭的社會學面向，因另類而真實。中國的民間運動者，往往是有一定年紀的男性，則似乎更期待我承擔用「正統」方法記敘中國民間運動歷史的工作。

這種現象讓我想起自己經歷過的一場北京飯局，知名的自由化知識份子（有自由民主傾向但沒有「異議知識份子」的抗爭性）滿座。一位知名的歷史學者加公共知識份子開始激烈地抱怨：國內的歷史研究者，連正史都沒有寫清楚，就研究什麼女性主義史觀，完全沒有必要！

我能理解這位學者不忿的其實是：在政治壓制下，真正的歷史如大饑荒等是被掩蓋的、不能研究的。誠然體制內學者的女性主義史學研究也必然要匍匐於政治審查之下，但他在觀念上明顯將「關注女性視角的歷史」區別於「正史」，這就讓我不能苟同。誰說女人經歷的歷史不是「正史」呢？說不定還是比男人的「正史」更真實完整的歷史。

說回《她們的征途》，我在寫作這本爬梳十五年來的中國民間運動的非虛構作品時，很實際地感受到，以女人們為主視角，才可能寫出最綿延連貫的故事。

在中國當局對抗爭的嚴峻打壓下，許多男性的英豪是「朝生暮死」的，他們的運動生命會驟然閃耀又被強制中斷。比如知名的維權律師高智晟，他從2003年因寫公開信給新任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而一戰成名，但在2006年就被關押並判緩刑，然後不斷地失蹤，2012年正式入獄服刑，2015年刑滿釋放後被嚴密監控。他稍有些自由的時間不過三、四年，從他的視角記述法治維權運動的起跌幾乎是不可行的，而且也無法採訪。

然而，採用高智晟的好朋友、「709案」被捕律師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嶺為主視角，反而能從側面見證高智晟的屢遭磨難、高智晟被捕對維權運動的影響，並完整呈現她的丈夫也被捕後的民間抗爭————在跌宕的中國民間運動中，不被當局重視的、往往政治慢熱的女性，反而可以成為持續的在場者，從她們及她們身邊的世界，可以透視運動如何在混沌中成型並興盛，運動遭受重創時民間又如何抵抗和回應。

以上這個在寫作上的「可行性」原因，其實是我通過「她們」的來書寫中國民間近十五年間的五條主要運動路徑的起跌的核心原因。另外一些原因可能比較好想像，比如運動記述中女性往往是消失的、透明的，因此女性視角的書寫珍稀且重要，這一點台灣的性別運動者多年來已經有許多展開，我在此就不贅述。

還有一點是，因為我自己是也是運動中的女性，我所書寫的主人公的經歷，比如王峭嶺丈夫被抓要去救夫、艾曉明通過女權運動才參與到中國社運中，我都親身經歷過，因此我更容易摸到這些故事的「痛點」，去探問和呈現女人在運動中複雜的、層層遞進的心態和成長歷程。

因此，這些女性對別人可能不會啟齒的生命體驗，比如政治壓力如何促成了自己對丈夫的感情、與抗爭者丈夫的激烈矛盾甚至家暴遭遇，她們會願意在一段時間的相處後告訴我，她們也信任我會完整公道地呈現這些故事⋯⋯在這一點上，我真的非常感激她們的無私和信任，如果我採訪的是運動中的男性，就不一定能挖掘到同樣的深度。